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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0章（第1页）

程端学说：《春秋》不书常事，只是凭着属辞比事使涵义自己表达出来而已。——证据是，孟子说过“其文则史”，孔子说过“其义则丘窃取之”，这就像朱熹说的“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”。所以，“三传”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无补于经，但它们拣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，拘泥于一词一字而疏忽了事件本身，对所谓一字之褒、一字之贬锱铢必较，凭空生发出不少义例，遇到实在讲不通的地方就穿凿附会。单是“三传”这么搞就已经把路走歪了，而后来何休、范宁、杜预他们又错上加错。解经越深，圣人的经世之志就越是淹没不闻。再后来的那些儒者虽然用力甚勤，但大体上还都没脱出这三家的圈子，使圣人明白正大的经义反而变成了隐晦诡谲的说辞，实在可叹。幸而啖助、赵匡等人出现，辨三传之非，但这些人各自的经说仍然在褒贬凡例里打转。

程端学简述《春秋》学的历史，感慨良多，尤其是一句“盖以此经之大，积敝之久，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”，看来前贤们的种种努力大多只是在“积弊”上作着贡献。那么《春秋》到底该怎么去读、怎么去理解？程端学的答案是：只看经文本身，把心放平，不要求深求险，悉心体会经文宗旨，这样的话，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便会首尾贯通、井然有序，自然也就不会受到那些支离破碎、刻巧变诈之解说的蛊惑。圣人的拳拳之心与克己复礼之旨也就昭然若揭了。1518

看程端学对前贤们的评述，我们似乎可以不大恭敬地作出这样的理解：从汉代到元初，大家基本上都是瞎说。但是，站在后人的立场上，难道程端学真就到达了“春秋本义”么？至于再度被提出的舍传求经的方法，看上去越来越像因噎废食了。我们可以比照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里的一条记载：“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，夜以刃斮之，伤而不死”——这条记载很像《春秋》文风，事情很简单：登州有个女人嫌弃丈夫长得丑，夜里拿刀砍他，但没能砍死，只是砍伤了。史官接着就讲朝臣们对这案子的意见，有说该这么判的，有说该那么判的，最后皇帝认可了王安石的判决意见。1519

谁判得对？这问题就类似于解经谁解得对。到底为什么对，读者可以从史官对案件的描述中细心体会。但我们从常理来看，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，仅仅因为丈夫长得丑就对他动刀子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关于此事的记载仅有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这一处，1520我们得不到更详细的卷宗，那么，仅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真能得到合乎理性的结论吗？

（三）宋、元之际：不仕二朝与华夷之辨

解经也是这样，不过，不论有无对错，也不论谁对谁错，新时代总是有些新气象的。王道、霸道之别，天理、人欲之辨，影响着新一代的学人，解经的词句里也要出现符合时代风气的名词了。

比如看胡震《周易衍义》解释上九爻辞，《小象》有“‘弗损，益之’，大得志也”，胡震分析“大得志”的这个“志”究竟是什么，说：“以下之明去上之暗，其志在于去害而已”，接下来就拿克段一事举例说明：郑伯克段，一开始的时候始终隐伏不发，等到叔段发兵袭郑的时候再一举除之，议者批评郑庄公养成叔段之恶，然而成、汤、文、武这些圣君也曾养过桀、纣之恶吗？——并非如此！商汤和周文王都是唯恐夏桀和商纣不够英明，郑庄公则是意在使叔段越陷越深，所以，商汤讨伐夏桀和武王伐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郑伯克段却是处心积虑而为之。一是公心，一是私心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们从这个对比当中就可以看出天理和人欲的不同。1521

胡震以史事阐述《易经》的哲理，把郑伯克段和武王伐纣来作对照，最后归纳出来的是“天理、人欲之分”，这是理学化的易学，克段一事也被纳入了理学框架。亲亲之道和当国不地都不提了，天理、人欲之辨才是最要紧的。

胡安国的尊卑纲纪和朱熹的天理人欲一同发挥着巨大影响，汪克宽疏通胡传，撰成《春秋胡传附录纂疏》，是元代《春秋》学最为重头的作品。后来明成祖钦定“四书五经大全”，尽抄前人之书，其中的《春秋大全》基本上就是把汪克宽这部书照抄过去的。顾炎武对此大为不满，说明代这些儒臣完成这样一项重大文化项目，钱没少花，事却没怎么干，把前人成书照抄一遍便算交差了事，上诓朝廷，下欺士子，难道骨鲠之臣在建文帝时代结束之后都死光了不成？而在这新一代官学确定之后，八股初行，一时之间读书人尽弃宋、元以来所传之实学，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上下相蒙，只想从新时代的科举标准中谋求个人的功名利禄。经学之废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1522

从汪克宽来看元代的汉人知识分子，颇有几分费解之处。经学大风气下，朱熹辨天理、人欲，胡安国重尊王攘夷（到元代就可想而知地弱化攘夷了），而看元、明易代之际，汉人知识分子每每以元朝遗民自命，不愿入仕新朝。像汪克宽，饱受尊王攘夷和天理人欲学说的浸染，入明之后，也只接受了编修《元史》的聘任，书成之后洪武朝要授他官职，他却以老病为由力辞不受。1523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，汪显然是以元朝为正朔，并坚守“不仕二朝”的道德操守。

“不仕二朝”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标准，主要来自于宋代。宋朝开国初年的宰相范质算得上“忠”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他的经历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尽忠观念影响极大。据《宋史·范质传》，范质小时候是个神童，文采出类拔萃，十三岁就开始钻研《尚书》，而且他这么小小年纪就开始教学生了。范质生逢五代乱世，在这五代当中，他在四代里边都当过官，进入后周的时候，范质早已是几朝元老，后来周世宗病危，范质便是一位托孤大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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